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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社會科學報》:從制度到思想——趙世超的史學研究之路

  編輯:      發佈時間:2020-11-05 11:00:44     部門:黨委宣傳部    

11月4日出版的《中國社會科學報》在09版刊登了題為“從制度到思想——趙世超的史學研究之路”的報道文章。文章聚焦趙世超先生對先秦服制、古代等級制度的起源、引禮入法等問題的重新思考與詮釋,從“對西周制度史的探討”“在思想文化史領域的探索”“畢生堅守的學術思想與方法”等三個層面,對其史學研究做了梳理和探討。

原來名稱也丟了

報道鏈接://his.cssn.cn/lsx/xwrs/202011/t20201104_5211281.shtml

全文如下:

從制度到思想——趙世超的史學研究之路

作者:黃明磊

趙世超是我國知名的先秦史學者,其早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周代制度及早期國家的統治模式等方面,後來逐步擴展至先秦兩漢思想史、文化史等領域。近年來,他對先秦服制、古代等級制度的起源、引禮入法等問題的重新思考與詮釋,引起了先秦史學界的廣泛關注。

對西周制度史的探討

西周時期的中國尚處於早期國家的發展階段,社會組織仍以血緣性家族為基礎。這就決定了西周的政治體制和國家統治模式與後世中央集權制國家大不相同。趙世超的《周代國野制度研究》便是依據這樣的歷史背景,探討當時的個體家庭是如何從血緣家族中掙脱而出、私有制擺脱公有制束縛的過程,以及早期國家向成熟領土國家轉型等重大課題。趙世超認為,西周的國家體制是圍繞着國、野對立的關係展開的,“國”是指周天子與諸侯的直轄區,生活着以周族及其同盟族羣為主體的“國人”。“野人”是生活於各“國”控制下的廣大地區的被征服族羣。由於生產力落後,不論國、野,勞動必須以父權制大家族為單位進行,私有制發展很不成熟。對於被征服地區的民眾,統治者無法越過家族而將其置於直接奴役之下,統治與剝削只能表現為戰勝族團與被征服族團間結成的奴役關係。直至戰國鐵器時代的來臨,個體勞動成為可能,再加上政治上的變法及兼併戰爭,導致血緣家族解體。“野人”由此得以轉化為中央集權政府管理下的受田小農,“國人”因失去統治部族成員資格而與“野人”趨於一致。與此同時,早期國家的間接式統治讓位於成熟領土國家的直接統治。

關於早期國家階段的統治模式,趙世超在《西周為早期國家説》《服與等級制度》《中國古代等級制度的起源與發展》等文中總結認為,由於商品經濟不發達,中國在早期國家階段的統治是以超經濟的強制為前提,即通過先佔有生產者人身和控制其思想的方式來獲取其勞動成果。它的具體表現就是商周時期盛行的指定服役制度,趙世超將之定義為:分工具體、指定某族專服某役或專貢某物,且世代相傳、長期不變的一種剝削方式。這種制度在上古文獻及甲骨文、金文等材料中又被統稱為“服”。統治者會根據血緣的親疏、臣服程度的深淺及各族團的技術專長等因素,將自己的需求以直接勞役和貢納的形式攤派到內外臣屬身上。社會各階層在服事統治者的過程中,地位低的必須臣事地位高的。於是,服制還成為社會成員區分彼此身份、地位的方式,而這也孕育了中國古代等級制度的最初形態。

在思想文化史領域的探索

人類從矇昧走向文明,都會經歷一個巫術信仰階段。趙世超在《藏冰新解》《浴日和御日》《鑄鼎象物説》《天人合一論述》及《巫術的盛衰與西漢文化》等文中,分別從不同角度揭示了巫術信仰對先秦兩漢時期的思想、文化、生活及制度等領域的影響。

通過《論戰國時期的百家爭鳴運動》,趙世超分析了百家爭鳴現象出現的歷史條件。他認為,以禮樂制度為核心的古典專制主義瓦解,而新的中央集權式的專制體制尚未成熟,為戰國學者的自由著述、講學保留了空間。到了秦漢時期,新的集權統治逐漸完備,獨尊儒術出現後,百家爭鳴產生的環境便不復存在了。

戰國諸子中最具影響力的儒、法兩家,都積極為建構新型中央集權國家提供理論支持。但在“大爭之世”,為了富國強兵,各諸侯國普遍選擇法家作為治國的指導方針。法家主張厲行“法治”,將軍法轉化為民法,用猛政代替德政,催生了軍事專制主義體制。漢朝建立後,統治階層通過“引禮入法”來矯正秦法弊端。道德教化的重要性獲得重視,在不廢棄刑罰的前提下,開始強調禮與法的互補,以軍事專制主義為特徵的秦制被逐步調整。引禮入法適應了當時人們對社會迴歸常態的渴望,有一定的歷史功績。但它不是通過完善法律本身來解決秦制留下的問題,而是企圖引進外力來形成制衡。在構建新的刑罰理論時,利用先秦儒家經典為專制提供理論支持,使得中國封建時代的法治充滿了人治因素。同時,它竭力維護尊長和官僚貴族的特權,使中國古代法律帶上濃厚的血緣性和等級性。到封建社會後期,引禮入法的負面作用愈加明顯。趙世超的《中國古代引禮入法的得與失》一文,系統回顧了中國古代的法治起源與發展歷程。

畢生堅守的學術思想與方法

不論是在制度史還是思想文化史領域,趙世超始終堅持以唯物主義史學觀為指導原則,而在具體研究中則踐行着徐中舒提倡的“三重證據法”。

唯物主義的史學觀強調,“歷史過程的決定性因素歸根到底是現實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若要對某一時代的歷史活動作出正確判斷,就必須考察該時代“生產物質生活”的基本條件。新中國成立後,各地陸續出土了一些商周青銅農具,不少學者據此提出青銅農具已普遍運用於當時農業生產的觀點,進而對商周時期的社會發展水平和社會性質作了不恰當的評估。趙世超分析了青銅器製造所仰賴的銅、錫、鉛等資源在地層中含量遠低於鐵,且開採、運輸及製造難度高的客觀事實,指出青銅農具不可能做到像鐵器那樣普及。另外,商周王室與貴族在“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思想的支配下,會優先將珍貴的銅資源用於製造祭器與兵器。那個時期的勞動者普遍使用的生產工具仍以木、骨、石、蚌器為主。現已發現的青銅農具在全部青銅器中不僅所佔比重甚低,且多屬戰國時所造,大多還分佈於銅礦資源豐富的南方地區。因此,不能僅憑少數的青銅農具就過分拔高商周時期的生產力水平和文明發展程度。

生產工具決定了生產方式,在《殷周農業勞動組合演變略述》一文中,趙世超提出商與西周的農業生產是以家族共耕的形式進行的,這一點與希臘、羅馬在進入國家文明階段時“私有土地便歸個人及其家屬分別耕種”的情形完全不同。直至春秋戰國時期,在鐵器普及與血緣家族逐漸解體的背景下,整個社會才由集體勞動過渡到以個體小家庭為主的勞動模式。

徐中舒曾提出,在古史研究時,需將民族學資料、考古材料、古文字材料同文獻資料相互印證。這便是著名的“多重證據法”。趙世超就讀北京大學時,新中國的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活動剛剛結束,參與此項調查的北大學者顧文璧曾向北大師生介紹過一些地區少數民族的社會狀態。在多重證據法中,徐中舒又特別強調民族材料的作用。趙世超深受其影響,將運用民族資料佐證先秦史研究作為終生踐行的學術方法。例如,在討論周代指定服役制度時,就參考了16世紀雲南麗江土司對傈僳族村落、傣族景洪召片領土司對布朗山各寨的剝削方式。探討周代生產關係時,參考了怒江地區獨龍族、傈僳族和怒族社會的共耕制。恰當地運用民族學資料,可以幫助我們彌補先秦史研究過程中傳世文獻史料不足的缺憾。

(作者單位:陝西師範大學中國西部邊疆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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